教师的平庸之过是什么

　　                      教师的平庸之过是什么
　　                                      ■江苏   石  玫
　　不经意间我总能听到身边的同事或者是同行，发出类似这般的感慨：“我能有什么办法，上头规定没收孩子的课外书。”“我少布置点作业，行吗？学校问我要成绩，别的老师都布置了这个量，我布置少了，学生考不好怎么办？”“上级来检查，当然要换特殊课表。这不算在学生面前作假。”“我也认为教参说的不对，不过咱们就一小老师，还是按照教参上说的讲吧，咱还得考试，是不？”
　　每次听到这些话，我总会想到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1960年5月11日，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以秘密绑架的方式在阿根廷逮捕了前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克曼，此人在二战期间负责将三百万犹太人送往死亡集中营。艾克曼被送回以色列，并在耶路撒冷接受公开审判。阿伦特以《纽约客》杂志报道员的身份，写了五篇报道，后修改为《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邪恶的报道》，在这部著作里，阿伦特以非凡的洞察力提出了“平庸之恶”，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阿伦特认为，艾克曼在大屠杀中犯下了弥天大罪，他的动机却是极其平常的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他毫无道德负罪感地执行了纳粹的种族屠杀令，毫无保留地把这种“伟大的事业”看成最高的道德指令，全身心地投入。
　　思考纳粹的罪行，平庸之过有着令人渴望回避却又不得不正视的沉重。而那成百上千万的普通德国人是纳粹犯下滔天罪行的坚实底座。没有愧疚感，没有负罪感，集体沉默，尽忠职守，如同《生死朗读》中的女主人公在法庭上回答为什么屠杀犹太人所说的理由：“我能怎么样？那是我的工作！”
　　我把听到的看到的关于自己也有关同事同行的一些话语行为，放在平庸之恶的类比之下，不是我觉得教师群体有着种族灭绝一般的邪恶，只是觉得在当下并不完善的教育制度下，只把自己看成教育制度的螺丝钉，行政命令的执行者，没有反思，没有痛感，变相甚至直接推行教师道德法则教育行政部门明令禁止的措施，反而觉得这是为了维护学生的根本利益。这些教师群体都必须面对自己的过失--不是罪恶，是平庸之过。
　　■平庸之过的原因探究
　　好的制度让恶人变为好人，坏的制度让好人变为恶人，虽然这句话有些制度决定论的味道，但一种整体的职业制度对于塑造一个怎样的从业群体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说对高校的去行政化已经是一种共识，而且已经有了诸如在南科大“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先行实践，那么让人叹息的是，行政化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小学似乎还没有这样的共识和实践。学生怕老师，老师怕校长，校长怕局长，局长怕分管上级……恐惧层层上传，压力层层下达，没有人可以断言自己强大，因为最强大的只有体制本身。这种以服从和执行为特征的教育体制，使得教育体系内，处在权力下一层的人内心恐惧不安--因为上一层权力者掌握了决定了评判自己和分配资源的绝大部分通道。为了平复自己内心的恐惧，也为了能有更多的生存资源，很多老师校长或教育官员被迫或主动迎合上级权力的标准，自觉不自觉把自己降格为行政命令的执行者，更为可怕的是，为了迎合上级而违背教育者的道德底线和职业操守，把一些非正常的规则内化为自己的从业要求，把非正常当做正常，把正常看做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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